新周刊

记者：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，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。近日，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《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》，再次聚焦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。对于财政体制和国家治理的关系，您有何理解？

高培勇：财政乃庶政之母。财税体制在国家治理中始终发挥着基础性、制度性、保障性作用。因为，财政职能、财税体制最具综合性，不仅政府部门的所有活动需要财政支出支撑，而且财税与企业、居民的联系也最广泛、最紧密。财政制度安排涉及社会的各个领域，因此，财税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所在。如果说，1994年财税改革目的是建立“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”的体制框架。那么，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就是要建立“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适应”的制度基础。只有财税体制改革取得根本性突破，才能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政策导向、物质基础和财税制度保障。

记者：从历史上看，财政制度改革对国家治理走向产生过什么影响？

高培勇：古今中外实践表明，人类国家史上的每一项重大变革，无不渗透着深刻的财政原因。我国历史上商鞅、王安石、张居正变法，清朝的“摊丁入亩”等一系列变革，也都是围绕财政问题展开的。17世纪末，英国的光荣革命确立了税收法定原则，为英国在工业革命中崛起奠定了基础；19世纪末20世纪初，美国的预算制度变革开启了“进步时代”的大幕，推动美国步入世界强国之列。

记者：为何要启动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，是为了解决“一时之弊”吗？

高培勇：财税体制改革不是解“一时之弊”，而是着眼长远。财税体制改革被视为中国改革路上难啃的“硬骨头”，经济社会发展诸多难题的破解都与之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，成为中国新一轮改革向深水区攻坚的重点。当前，我国正处于经济增长由高速向中高速的换挡期、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跨越的关键期、改革发展由经济社会向五位一体统筹协调的转换期，中长期的“叠加效应”使财政运行环境发生重大变化。深化财税体制改革，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的现实需要，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、促进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，是建立健全现代国家治理体系、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。

记者：当前，要优化资源配置、维护市场统一、促进社会公平、实现国家长治久安，财税体制该怎样发挥好“先行军”功能？

高培勇：新一轮财税改革将重点推进三个方面的改革：改进预算管理制度，强化预算约束、规范政府行为、实现有效监督，加快建立全面规范、公开透明的现代预算制度；深化税收制度改革，优化税制结构、完善税收功能、稳定宏观税负、推进依法治税，建立有利于科学发展、社会公平、市场统一的税收制度体系，充分发挥税收筹集财政收入、调节分配、促进结构优化的职能作用；调整中央和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，在保持中央和地方收入格局大体稳定的前提下，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，合理划分政府间事权和支出责任，促进权力和责任、办事和花钱相统一，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。

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就是要建立“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适应”的制度基础。只有财税体制改革取得根本性突破，才能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政策导向、物质基础和财税制度保障。（本报记者 杨 亮）